位置：十三个春秋乐此不疲——记“控烟老义工”臧英年
如果说吸烟是最复杂、涉及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恐怕没有人会反对。目前，全球有12亿吸烟者，每年有4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2002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20年，每年将有1000万人死于烟草。
中国可能是烟害最重的国家，目前，中国有3.2亿烟民，每年消耗全球1/3的卷烟，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这还不包括被动吸烟者。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的控烟工作任重道远。在这条少有人涉足的控烟之路上，却有一位年逾古稀仍四处奔走的老人，他就是自诩为“控烟老义工”的臧英年。
■乐在其中 无心插柳柳成荫
2004年冬季第一次见到臧英年教授时，他的第一本书《你能够不吸烟》刚刚出版不久。冬去春来，臧英年教授的第二本书《戒烟指南——熄烟之道》又“新鲜出炉”了。第三本书《创造无烟环境》也已进入了出版程序。为了中国的控烟事业，臧英年整天奔走呼号，全然不顾自己73岁的高龄。看着与臧英年同龄的老人们在温暖的春风中晒太阳、打门球，我惊讶于臧英年旺盛的精力和高涨的热情，更令我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位老人在这样的年纪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公益事业中？13年前，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放弃了西雅图的明媚阳光，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多年？
臧英年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在西雅图社区学院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知名的华侨领袖，心系故土的臧英年就为中美建交和民间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曾被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也曾因此被列入台湾当局监视的黑名单。从1989年开始，臧英年携夫人苗丽华作为文教专家，在北京的高校任教。
说起与“控烟”结缘，臧英年笑称：“无心插柳柳成荫。”1992年1月7日，臧英年在杭州机场候机，发现很多旅客无视“禁止吸烟”的标志，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而机场管理部门对此却见怪不怪，不闻不问。面对烟害，公众的冷漠和麻木让臧英年深感痛心。情急之下，臧英年站在大厅中间，大吼一声：“从现在开始，杭州机场严格执行吸烟罚款，现在抽烟的人到服务台交10元人民币。”不仅所有烟头都熄灭了，一个年轻人还用日语劝止了一个正在吸烟的日本旅客，更有人热情称赞臧英年的义举。同年4月，臧英年的大哥因肺气肿不幸逝世，医生认为，吸烟是其患病的最主要原因。这两件事对臧英年震动很大，于是，他决心投身控烟事业。同年9月，臧英年偶然结识了卫生部前部长陈敏章，陈敏章推荐他到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担任名誉理事。此后，臧英年先后在台湾、上海、澳门等地的控烟、戒烟组织担任顾问。1996年1月26日，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会长吴阶平授予臧英年“控烟活动家”的称号。
记者问及臧英年控烟的资金来源，他乐呵呵地说：“完全自费！我的退休金全都用在这上面了。当初我和太太放弃了环游世界的计划，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告别美国安逸温暖、儿孙绕膝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自费进行控烟活动，演讲、出书、一对一指导……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位老人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我是乐在其中。”臧英年说，“人的价值取向来自于内心对自身的认同，而非外部评价。当时，中国大陆控烟状况的落后对我是一个激励，面对困难，我越战越勇，从不怨天尤人，随时随地都勉力向上。”
■乐得其所 不羡鸳鸯不羡仙
臧英年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人谈戒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如痴如狂”。飞机上谈，聚会时谈，甚至坐出租车时他也不忘给司机“布道”。目前，因他直接指导而戒烟的人已有好几百人，其中不乏二三十年烟龄的“老烟枪”，听了他的讲座、看了他的文章后受益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十几年来，他多方奔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部委、院所、军队、企业、学校，甚至医院，他总是主动联系，要求无偿上门服务，而且不拘人数多少、场面大小，哪怕只有一个听众，他也会不遗余力，负责到底。即使是路遇的陌生人，臧英年也会坦诚相告，还免费赠送“戒烟贴”。
臧英年手边总是拿着一个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单位、联系人、地址、电话，这些都是他控烟活动的目标，其中既有北京医院、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等著名机构，以及袁伟民、蔡振华等知名人士，也有街道办事处、技工学校和只有一面之缘的普通人。臧英年幽默地把自己的控烟活动比作“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当然，臧英年也有过被拒绝、被误解的经历，有的烟民对臧英年的劝诫嗤之以鼻，有的人认为他是“为名利奔走”。对此，臧英年付之一笑：“（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大陆对外开放，我作为在美华人的侨领，完全有机会做贸易成为千万富翁。可那有什么意思？世上无非多了一个平庸的富翁。而现在，我是为数不多的专业控烟专家之一！”
然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烟草消费大国，控烟毕竟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但是，臧英年从未气馁：“控烟是百年大计，我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播下种子就立竿见影。时间不是问题，只要我尽了全力，多一个人戒烟，我的内心就多一分喜乐，这就是给我的最大报偿。”
谈及中国目前的控烟现状，臧英年认识深刻，见解独到：“灭掉一支香烟，人人可为。虽是点滴小事，却不空洞、不教条，我就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大家做到。”接着，臧英年就戒烟的种种难点、烟民的种种心态、怎样劝别人戒烟、劝父母戒烟难在何处、父母劝子女戒烟时该怎么办等一一道来，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
13年控烟生涯，臧英年是否也曾因曲高和寡而萌生退意呢？他摇摇头，神情平和地说：“我平生关心的事有四个：两岸关系、家庭婚姻、儿童教育和戒烟。我觉得，爱国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我无法直接推动国家强盛，但是，如果对见到的每一个烟民我都能助以一臂之力，也就是为祖国略尽绵薄了。我的太太苗丽华一直督促、扶助我的控烟事业，吴蔚然、丁石孙等老朋友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从事控烟工作，缘于坚定的信念和内心的喜爱，能在晚年做这么一件好事，是人生幸事，我不会放弃。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我啊，是乐得其所，不羡鸳鸯不羡仙！”
临别之时，臧英年嘱咐记者：“如果你的亲友是烟民，别忘了我这个‘控烟老义工’，我随时可以提供帮助。” 文图/本报记者 康琦
图为73岁的臧英年先生。
中国可能是烟害最重的国家，目前，中国有3.2亿烟民，每年消耗全球1/3的卷烟，每年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这还不包括被动吸烟者。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的控烟工作任重道远。在这条少有人涉足的控烟之路上，却有一位年逾古稀仍四处奔走的老人，他就是自诩为“控烟老义工”的臧英年。
■乐在其中 无心插柳柳成荫
2004年冬季第一次见到臧英年教授时，他的第一本书《你能够不吸烟》刚刚出版不久。冬去春来，臧英年教授的第二本书《戒烟指南——熄烟之道》又“新鲜出炉”了。第三本书《创造无烟环境》也已进入了出版程序。为了中国的控烟事业，臧英年整天奔走呼号，全然不顾自己73岁的高龄。看着与臧英年同龄的老人们在温暖的春风中晒太阳、打门球，我惊讶于臧英年旺盛的精力和高涨的热情，更令我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位老人在这样的年纪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公益事业中？13年前，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放弃了西雅图的明媚阳光，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多年？
臧英年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硕士，在西雅图社区学院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作为全美华人协会文化委员会主席、知名的华侨领袖，心系故土的臧英年就为中美建交和民间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曾被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也曾因此被列入台湾当局监视的黑名单。从1989年开始，臧英年携夫人苗丽华作为文教专家，在北京的高校任教。
说起与“控烟”结缘，臧英年笑称：“无心插柳柳成荫。”1992年1月7日，臧英年在杭州机场候机，发现很多旅客无视“禁止吸烟”的标志，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而机场管理部门对此却见怪不怪，不闻不问。面对烟害，公众的冷漠和麻木让臧英年深感痛心。情急之下，臧英年站在大厅中间，大吼一声：“从现在开始，杭州机场严格执行吸烟罚款，现在抽烟的人到服务台交10元人民币。”不仅所有烟头都熄灭了，一个年轻人还用日语劝止了一个正在吸烟的日本旅客，更有人热情称赞臧英年的义举。同年4月，臧英年的大哥因肺气肿不幸逝世，医生认为，吸烟是其患病的最主要原因。这两件事对臧英年震动很大，于是，他决心投身控烟事业。同年9月，臧英年偶然结识了卫生部前部长陈敏章，陈敏章推荐他到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担任名誉理事。此后，臧英年先后在台湾、上海、澳门等地的控烟、戒烟组织担任顾问。1996年1月26日，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会长吴阶平授予臧英年“控烟活动家”的称号。
记者问及臧英年控烟的资金来源，他乐呵呵地说：“完全自费！我的退休金全都用在这上面了。当初我和太太放弃了环游世界的计划，就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告别美国安逸温暖、儿孙绕膝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自费进行控烟活动，演讲、出书、一对一指导……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一位老人作出如此之大的牺牲？“我是乐在其中。”臧英年说，“人的价值取向来自于内心对自身的认同，而非外部评价。当时，中国大陆控烟状况的落后对我是一个激励，面对困难，我越战越勇，从不怨天尤人，随时随地都勉力向上。”
■乐得其所 不羡鸳鸯不羡仙
臧英年最大的乐趣就是跟人谈戒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如痴如狂”。飞机上谈，聚会时谈，甚至坐出租车时他也不忘给司机“布道”。目前，因他直接指导而戒烟的人已有好几百人，其中不乏二三十年烟龄的“老烟枪”，听了他的讲座、看了他的文章后受益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十几年来，他多方奔走，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部委、院所、军队、企业、学校，甚至医院，他总是主动联系，要求无偿上门服务，而且不拘人数多少、场面大小，哪怕只有一个听众，他也会不遗余力，负责到底。即使是路遇的陌生人，臧英年也会坦诚相告，还免费赠送“戒烟贴”。
臧英年手边总是拿着一个记事本，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单位、联系人、地址、电话，这些都是他控烟活动的目标，其中既有北京医院、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等著名机构，以及袁伟民、蔡振华等知名人士，也有街道办事处、技工学校和只有一面之缘的普通人。臧英年幽默地把自己的控烟活动比作“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当然，臧英年也有过被拒绝、被误解的经历，有的烟民对臧英年的劝诫嗤之以鼻，有的人认为他是“为名利奔走”。对此，臧英年付之一笑：“（上个世纪）80年代，正值大陆对外开放，我作为在美华人的侨领，完全有机会做贸易成为千万富翁。可那有什么意思？世上无非多了一个平庸的富翁。而现在，我是为数不多的专业控烟专家之一！”
然而，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烟草消费大国，控烟毕竟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巨大工程。但是，臧英年从未气馁：“控烟是百年大计，我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播下种子就立竿见影。时间不是问题，只要我尽了全力，多一个人戒烟，我的内心就多一分喜乐，这就是给我的最大报偿。”
谈及中国目前的控烟现状，臧英年认识深刻，见解独到：“灭掉一支香烟，人人可为。虽是点滴小事，却不空洞、不教条，我就有很多办法可以帮大家做到。”接着，臧英年就戒烟的种种难点、烟民的种种心态、怎样劝别人戒烟、劝父母戒烟难在何处、父母劝子女戒烟时该怎么办等一一道来，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
13年控烟生涯，臧英年是否也曾因曲高和寡而萌生退意呢？他摇摇头，神情平和地说：“我平生关心的事有四个：两岸关系、家庭婚姻、儿童教育和戒烟。我觉得，爱国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我无法直接推动国家强盛，但是，如果对见到的每一个烟民我都能助以一臂之力，也就是为祖国略尽绵薄了。我的太太苗丽华一直督促、扶助我的控烟事业，吴蔚然、丁石孙等老朋友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从事控烟工作，缘于坚定的信念和内心的喜爱，能在晚年做这么一件好事，是人生幸事，我不会放弃。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我啊，是乐得其所，不羡鸳鸯不羡仙！”
临别之时，臧英年嘱咐记者：“如果你的亲友是烟民，别忘了我这个‘控烟老义工’，我随时可以提供帮助。” 文图/本报记者 康琦
图为73岁的臧英年先生。